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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炜 范咏戈 白烨|向路遥致敬的理由

文章来源:文艺报发表时间:2018-12-14

  在改革开放的整体视野里看路遥 程光炜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也是路遥逝世27年。在改革开放的整体视野里看路遥及其创作,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首先,没有改革开放营造的鼓励个人奋斗的大环境,不可能有路遥这样的作家。与此同时,也因为有路遥创作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优秀作品,进一步充实丰富了改革开放历史情境中,一个普通人如何通过个人努力和奋斗,最终实现人生理想的内涵。高加林这个人物形象,不只浓缩了千百万个回乡青年农民的“心灵史”,也是我们这些当年知青的“心灵史”。而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形象,则浓缩了90年代后市场经济全面铺开,千百万个从农村涌进城市的打工者艰辛不屈的生活意志。这两个人物,是80年代和90年代改革开放中中国社会的主人公。如果说,新时期文学40年一直缺少能够贯穿始终的文学主人公,我认为在通过奋斗从底层上升到社会中上层的意义上,路遥塑造的主人公形象,是可以作为文学主人公而铭刻在历史丰碑之上的。

  其次,这是不是说,路遥的思想和文学追求,是改革开放大视野中文学创作的唯一追求呢?我认为不是。如果这样看路遥,就把历史的宏大场面狭窄化了,正如黑格尔在其《哲学史演讲录》所指出的,这不是“全部的历史”,而只是“历史的局部”,虽然这个局部在最近40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可能是最重要最激动人心的一部分。改革开放这幕历史壮剧中,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它的内涵是极其多元和丰富的,既有鼓励人奋斗向上的思想激情,也有宽容和理解每个人选择不同人生道路的清晰思路,既有外在的奋斗史,也有潜意识的内心活动。比如,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等反映青年人在历史变革之际的言语行为,同样折射出改革开放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意义。所以,如果只以路遥为标准,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按照这个路子去从事文学创作,我们今天看到的极其壮丽、宏富的新时期文学40年的恢弘图景就不存在了。我的意思是,路遥大部分的作品,反映的都是普通人奋斗的过程及其命运感。而另外一些作家,也包括很多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则反映的是城市青年和知识分子对于历史巨变的理解,描画的是他们独特的人生道路和心灵史。

  第三,我这样说,不是要矮化路遥对于改革开放和新时期文学的意义,相反,我是要强调,他的作品对于人的命运的关注,他的创作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不仅不能低估,也许还能成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帮助我们思考这40年文学的得与失。我有一个粗浅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之后,当代文学迅速提出“寻根”、“先锋”的口号,对于鼓励文学探索,尤其是文学形式的探索、实验,将文学创作的审美水平、艺术技巧摆脱过去落后的阶段,跟上世界文学发展的脚步,意义是非常巨大的。然而这样一来,像路遥等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创作方法的作家,都被历史匆匆掠过了,成为新的文学场中一个无足轻重的文学现象。现在很多作家,都把文学创作的技巧看得很重要,习惯用卡夫卡、马尔克斯、卡佛等西方作家的作品,作为小说创作的标尺。这在当代作家中,成为一个很普遍的风气,批评家也大多跟着这种风气跑。相比之下,关注人的命运,揭示大历史下人生的悲欢,尤其是能够概括这40年时代风云、触碰读者内心世界的作品,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的。另外,很多作家特别喜欢谈文学的“隐喻”,所谓“寓言式写作”,这个到底对不对呢?至少我现在看不出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究竟有什么好处。在这个背景中,你再来读《人生》《平凡的世界》,虽然感到它们的创作技巧并不是很高,然而它们与你自己的内心有一种对话性。我认为,不能仅仅以知识精英的文学趣味来判断文学的是非,还应该留意普通读者怎么看。比如,为什么迄今为止的新时期作家,路遥作品的发行量是最大的呢?仅仅因为它们是励志的、通俗的小说类型吗?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也因为如此,新时期很多作家笔下都没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文学主人公,而高加林、孙少平却是令很多读者都难以忘怀的文学主人公,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我要说的意思,路遥小说中的奋斗主题,是改革开放40年最为重要的价值之一;其次,不能以路遥为是非,贬低了其他文学探索和创作的价值;最后,我们将路遥现象扳过来,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去重估新时期文学40年的是是非非、得失功过,便会发现,路遥不仅对改革开放的历史道路,对新时期文学40年的历史道路,都是一个含义深远的存在。今天看,他并没有被8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学新潮冲击荡涤得了无踪影,当这些文学大潮过去之后,他反而很像长江三峡惊涛骇浪中时起时伏的黑色的礁石,一直都耸立在那里。

  这就是路遥之于新时期文学,路遥之于我们这些当代文学史研究者的意义。

  向路遥致敬的理由 范咏戈

  路遥作为“改革开放40年100名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受之无愧。作为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写作并以其经典作品《人生》《平凡的世界》改写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版图的一位作家,人们有理由向他致敬。

  向路遥致敬,首先因为他是新时期文学一位截断众流、转变风气的大家。众所周知,中外文学史上,不少作家都有很高的文学技能,但能够成为截断众流、转变风气大家者却是廖廖,也许只有韩愈等少数几位。究其原委,正如黑格尔所说,他们不是关注天空而是只关注或只能关注脚下的人。而“一个民族要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如果只关注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更有一些作家将才华落入了游戏文字,“闲适快乐”,甚至陷入风月吟弄、滴粉搓酥。文学家立身立文之本在于启蒙意识、救赎意识和社会担当。这样其作品才可能夺造化、见生气。试看一部中国文学史,如果没有从屈原、曹雪芹到鲁迅等一批“民族魂”,何来中国文学的辉煌;一部俄罗斯文学史,如果没有从普希金、托尔斯泰到帕斯捷尔纳克等一批称得上“俄罗斯良心”的作家,何来俄罗斯文学令世界瞩目的光辉。路遥的真正写作始于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以非凡的勇气和见识写出的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与“文革”时期虚假文学划清了界限,在“文革”尚无明确结论时就控诉了“文革”。这篇小说如果没有文学前辈秦兆阳慧眼识珠很难摆脱胎死腹中的命运。

  因此路遥是位大梦先醒者。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开启的文学新时代中他并没有落伍。但此后文学的形式探索、试验蔚成大观,在“寻根小说”、现代派先锋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零度情感介入、不确定内含等等面前,以出身贫苦,心比天高但命运多舛,深刻了解农村的写作身份闯入文坛的路遥反而冷静下来,有了自己清醒的判断。在现实主义不被看好甚至认为已经“老旧过气”时,他接受了他的“文学教父”柳青的教诲,坚信在中国,现实主义远未走到头,与时代相匹配的现实主义巨作也远未出现。他下决心以生命对赌这一艰巨使命。今天看来,路遥当时对文学形势的判断可赞为“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人生》《平凡的世界》终于诞生并成为经典,当下现实主义的回归,也应当感谢路遥以自己的创作给了我们一个理由。

  向路遥致敬,还因为路遥理解的现实主义,是能够把握大势的现实主义。卢卡契对现实主义的要求是“整体上把握现实”,而并非环境与细节的细致描摹。洞察现实是现实主义文学很难攀援的一个高峰。因为现实处于变动不居中,现实的矛盾样态怎样认识与把握,人物怎样才能跨越时代局限成为典型?这一点上,路遥的成就甚至超过了他的前辈柳青。柳青笔下的梁生宝等很难摆脱当时的政治局限而成为了“有局限的典型”。但路遥不一样,他立体、全景、即时地书写变革年代的生活史诗,众多作品在格局气魄上都不能望其项背。路遥对改革时期一些深层社会问题有深刻独到的洞察。他认为这些问题有的是改革所遭遇的旧习惯旧势力旧思维的阻扰,有些恰恰就是改革自身不当所催生出来的。作为虚构性文学最高形式的人物,路遥以其笔下的青年农民形象展现了1975年“文革”后期到1985年改革关键期中国农村青年异乎寻常的命运道路。他们有的考上了大学,“前程似锦”;有的回乡务农,准备在新形势新政策下大有作为;有的一心想走出农村。这几种类型的农村青年建构了宏大的当代农民史。在《平凡的世界》中安于乡村生活的孙少安率先办起砖窑厂,但贫富悬殊给他这样“先富起来”的极少数农民带来的心理和道义上压力,路遥捕捉到了;同时他还看到,分田到户只是给农民带来短暂的好处,新的问题接踵而至。不愁吃了,但马上感到钱少,农民活动空间仍然狭窄;对土地进行掠夺式耕种,不仅造成污染,而且剥削地力,难以持久。当然他更看到农民的劣根性,如果不经过教育,命运不会得到根本改变。在柳青的世界里,农民的命运会在外力作用下较容易地改变,但路遥对这种外力作用的模式存疑,他的目光更为冷静。路遥看重演绎农民的“尊严”,但路遥笔下的农民的尊严的取得都来自他们自身,而非救世主或某个历史机遇的恩赐。由于路遥始终关切维系中国农村的浓浓人情,以及农民对于“尊严”的追求。他笔下改革大潮中催生的一代农民形象特别励志,路遥的读者马云曾说:“是路遥的作品改变了我,让我意识到不放弃总有机会。”无论是高加林还是孙少安,他们的灵魂中响彻着路遥的话:“生命从苦难开始,只有在苦难中诞生灵魂的歌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文艺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其中一个核心思想,是正确看待文艺精品和民族精神的关系。只有打造出文艺精品,才能对民族大众起到“前进灯火”的作用。所谓文艺精品,是指能广泛筑构于社会,长期传承于社会,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影响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作品。苦难是懦弱者的深渊,是无畏者的垫脚石。路遥的“根”在人民,他热爱他们,热爱土地,他在他的文学沃土上孕育出一个个鲜活的生灵,这些生灵在山河巨变中同步完成自身的蜕变。这位伟大作家虽像一颗流星逝去,他笔下人物灵魂的歌声却永远响彻,铸就了文学史上极具光彩的一页。

  《平凡的世界》何以常销不衰?——出版三十年后的再观察白烨

  1988年5月,长篇小说三部曲《平凡的世界》完成全部写作,并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于今整整30年。

  1992年11月,作家路遥在42岁上因病不幸逝世,迄今整整26年。

  《平凡的世界》在小说联播和图书重印上创造了当代文学作品前所罕有的两个纪录。《平凡的世界》当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联播”节目播出后,又在陕西、云南、新疆、内蒙古等省区台重播,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测算,《平凡的世界》当年的直接听众达到了3亿人之多。在图书出版方面,据现有的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数字统计,《平凡的世界》每年重印100万套,累计印数已达1700万套。而且,在近年一些高校图书馆学生借阅文学图书的数字统计中,《平凡的世界》一直在排名中名列第一。这样的现象都集中地发生于一部作品,并不多见,也很不寻常,而这样的现象,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平凡的世界》何以在30年来一直常销不衰,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为何对《平凡的世界》如此喜欢?

  《平凡的世界》之所以长久地吸引人,不断地打动人,内在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把握时代、掌控命运的主题书写中,为历史留影,为时代放歌。

  《平凡的世界》主要描写的,是1975年至1985年间的农村生活场景,这个时候,正是由“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过渡时期。作品里两位主要人物孙少安、孙少平,其青春成长的辛苦与甜蜜,人生历程的顺遂与坎坷,都跟当时时代氛围、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故事开场之时,还处于“文革”的后期,那个时候,穷困与极左交织在一起,使得他们无论是上学读书,还是在家务农,都到处碰壁,活得自卑而苟且。而徐徐吹来改革的春风之后,孙少安由搞承包,办砖厂,逐步走向了脱贫致富之路;而孙少平则毅然离开农村,到外边去闯荡,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可以说,少安、少平的成长进步,都跟时代变迁、社会转型密切相关。时代的命运转折,给他们提供了改变个人命运的机遇,他们紧紧抓住时运更变的难得契机,使自我命运的改变成为可能,变成现实。由此,作品以农村青年在时代转折时期的人生际遇和成长故事,描绘了当代农村青年的事业打拼与人生奋斗,也歌颂了给他们提供机遇,成全他们的理想的改革开放时代。这也告诉人们,个人不是孤立的,命运也不只是个人的,个人与社会相辅相成,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

  第二,以小人物在困境中迎难而上的奋斗故事,为普通人造影,为奋进者扬帆。

  《平凡的世界》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但都没有什么大人物,主要人物少安、少平、润叶、晓霞等,都是农村小青年、乡间普通人,而且也很难说他们是成功者,与其说他们是成功者,不如说他们是奋斗者,他们为自己的命运而拼搏,为家乡的变革而奋斗。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有形无形的障碍与掣肘,使得前行的路上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少安不甘心混吃大锅饭,找到分组包产的致富路子,却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倾向被不断打压;当政策放宽,能够大干的时候,他办的砖厂却因“二把刀”师傅烧坏了窑,赔了大把的钱,他几乎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而想凭靠自己的力量去外边闯世界的少平,生活同样极不顺遂,无论是在黄原打工,还是到铜城当矿工,一直都是在生活的最底层挣扎,糊口和养家始终是困扰着他的一道难题。命运的苦难折磨人,命运的苦难也成就人。人生不能逃避苦难,人生也不能没有进取,重要的是要有扼住命运咽喉的勇气和战胜命运乖蹇的魄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些很难做到,但也能够做到。路遥通过孙少安、孙少平的故事告诉人们的这些人生哲理,以及作品随处可见的人生感言,是作品最能打动人、也最能激励人的部分。而这对于那些正处于青春成长时期,正在应对生活难题的青年,都会带来一定的触动,给予他们诸多的启迪,以及极大的助益。

  第三,以对不完美爱情也是爱情的如实状写,为爱情把脉。

  《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孙少平等农村青年男女,在他们青春成长与事业打拼中,爱情不仅相随相伴,而且是他们认识人生的重要途径,整体人生的重要构成。有意味的是,作者路遥抑制住常人易有的模糊的善意与廉价的同情,以真率的态度和强劲的笔力,写出了每一个人爱情的不顺遂,每一对男女婚恋的不完美。少安与女同学田润叶倾心相恋,但因门不当、户不对,不得不忍痛割爱另娶了山西姑娘贺秀莲。而田润叶在少安结婚之后,也在父母的包办下嫁给原本不爱的李向前,在婚姻的幌子下过着单身的日子。少平挚爱的聪慧过人的、总能给他温暖和力量的田晓霞却在一次采访活动中因公殉职,使得少平只能在无尽的思念中寄托爱恋。在爱情与婚恋上,双水村的青年男女们,人人都有本难念的经,个个都有难走的路。但不顺遂的爱情,不如意的婚姻,就该一概否定吗?当然不是。不完美的爱,柏拉图式的爱,单相思的爱,其实都是现实一种,爱恋一种。经由这些残缺不全的爱情描写,作者传达出的,是一种更务实的认知,更豁达的心态,那就是有爱便好,爱过就好。这些爱情故事里的意蕴,都可以给现实中的人们或者提供借镜,或者提供参照。

  还有一个不能不看到的重要方面,那就是《平凡的世界》采用了直面社会现实和人们心理现实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并把种种技巧化合于日常生活的自然叙事,令人读来如同进入生活本身,亲切自然,没有间隔感与距离感。这种写法,这种趣味,正好适应了读者大众的阅读口味与审美需求。由此,我想到法国文学史家朗松解说大众喜欢的作品的原因,是因为“写出了人人共有的情感,而不是艺术形式的别出心裁”。是在这个意义上,《平凡的世界》也信而有证地让我们看到:现实主义力作确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现实主义文学仍有充沛而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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